不过，第一书记驻村后，既改变了原有治理格局，也改变了原有利益格局。村里原有的治理力量便可能因利益纠葛，成为第一书记开展工作的行动壁垒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驻村第一书记与村民聊天 陶明 摄

在东北某地调研时，一位驻村第一书记曾感叹：“原本想为村里落实一个农业产业项目，村民大会通过了，镇上部门同意了，几位土生土长的村干部却不签字、不盖章、不配合，最后导致项目流产。我这个外面来的，只能干着急。”本村干部为何消极应对？这位第一书记解释，村干部担心村里发展起来后，村民们不再听他们的话，失去威望，做不了村干部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拿不到补贴，生活失去保障，其借助村干部身份对福利分配的影响力也将丧失，进而失去在本家族中的地位。

这不是孤例。实际上，农村作为依靠血缘关系建构的熟人社会，其秩序的构建主要基于内部熟人间的联结。一些受访第一书记表示，在村里开展工作，最难的是与村中熟人社会化解隔阂。中部某驻村第一书记说，进村后发现，张家的村民只帮张家的事，李家的村民只帮李家的事，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很有难度。开办合作社时，甚至还要根据村民亲疏关系划分为不同的组。

传统的农村社会秩序有其发展的延续性，不可能一刀斩断。但同时，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必须顺应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，实现治理现代化。这就需要驻村第一书记在传统治理和现代治理之间寻找平衡点，既要依托熟人共同体、情感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的力量，也要明确乡村社会的治理规则。比如，一些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共同制订适合本村的村规民约，在规范村民日常生活的同时，设置了大量诸如主动承担村内公共卫生奖励5个积分、主动帮助村中鳏寡孤独奖励10个积分等激励性条目，并将得分情况与年终村集体收入分红相关联。这样明确易懂的治理规则增强了村民参与治理、维护秩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夯实了有序、有信、有义的乡村治理基础。

村级党组织是农村社会中的正式组织，而诸如农家乐协会、红白理事会、乡贤议事会等属于农村社会的非正式组织。不少农村的成功实践证明，正式组织是机制构建中的“主心骨”，非正式组织在正式组织的监督引导下，能成为乡村治理力量的有效拓展。在调研中，北方某山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根据本村的产业特色成立农家乐协会。协会以村委为依托，按照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协会内部核心成员。依托协会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、物价标准、卫生标准，实现农家乐的规范化管理，并很快形成集聚型产业。